日本在鋼鐵行業的調整階段也走過一些“彎路”。在60年代，政府試圖控制鋼鐵企業的過度擴產、過度投資的努力失敗了。以“特安法”公布為分界點，鋼鐵產業政策變得更注重間接引導行業發展，在去化產能過程中尊重市場規律，并非“一刀切”。此后政府主要通過促進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形成行業的“蕭條卡特爾”，來協助行業渡過難關。
　　在78年鋼鐵成為蕭條行業以來，PPI和CPI確實出現了明顯上升的趨勢。但鋼鐵行業價格上漲并非PPI指數大幅上揚的首要因素。貌似“去產能”引起的通脹，實際上是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者合力的結果。
　　日本的產能去化較慢，在去產能政策推出初期到產能真正拐點之前，鋼鐵行業股價迎來三波上漲行情，且漲幅明顯優于大盤。但當臨近產能拐點，鋼鐵股曾迅速下跌，隨后表現顯著弱于大盤。
　　正文：
　　一、從經濟支柱到蕭條產業：日本鋼鐵行業產業政策變遷
　　戰后日本從廢墟之上重建，在50年代大力推動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在60年代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在70年代中后期轉而注重內需、并逐漸在尖端技術上進入世界前列�？v觀日本經濟發展史，可謂是追趕型經濟體的典范。雖然民營企業一直是戰后日本經濟的主體，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前20年內，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是比較強的。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干預逐漸讓步于市場經濟，產業政策轉為以間接干預為主。
　　在日本產業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所謂“主管部門”起到核心的作用。每個產業都有各自的主管部門，制造業的主管部門通常是通產省及其下屬部門。此外，農林省主管農業和食品工業、厚生省主管醫藥工業、運輸省主管造船業、大藏省主管金融業。除了主管部門，參與產業政策制定的還有負責產業之間協調的協調部門、民間發起的各種行業團體、介于政府與民間之間的審議會和調查會等。
　　戰后日本的鋼鐵產業支持政策
　　日本鋼鐵產業的迅速發展，與產業政策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在戰后經濟恢復初期，鋼鐵生產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瓶頸。當局通過“傾斜式生產”政策，將資源優先分配給鋼鐵行業，同時通過“復興金融公庫”提供大量貸款，保證了鋼鐵行業的產出。1951年，日本推出第一次產業合理化計劃，在加大對鋼鐵行業政策性金融貸款的同時，通過減免進口稅和購置設備折舊抵稅的方式鼓勵鋼鐵生產設備的投資。從1956年和1960年開始實行的第二、三次合理化計劃中，鋼鐵行業出現設備大型化的特征，鋼鐵生產技術的引進達到高峰。在這一期間，噸鋼生產成本出現了顯著降低，鋼鐵產品出口比率增加，整個行業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石油危機之前的鋼鐵產業調整政策
　　1958年限產限價的“公開銷售制”與鋼鐵行業的短暫不景氣。1958年，日本經濟都曾短暫遭遇波折，鋼鐵行業受到沖擊。為了恢復行情，在這一期間通產省建立了一系列以控制產能、維系產品價格的制度。在1958年6月出臺的《鋼鐵市場行情對策綱要》和“公開銷售制”規定下，各個鋼鐵公司的產量和報價(被稱為“自慎價格”)均受到通產省的管制。在“公開銷售制”下，各鋼鐵企業在確定的地點，同時出售鋼鐵產品，由企業與批發商共同決定交易量。
　　1962年“公開銷售制”的解體。到1962年鋼鐵市場再度進入不景氣，市場價格出現大幅度下降，公銷制價格開始與實際成交價格脫節。當年12月八幡制鐵自主制定了“最低實際銷售價格”，標志著“公開銷售制”已經名存實亡�？傮w而言，限產限價的“公開銷售制”在執行初期是有效的，但后來失效�！肮�開銷售制”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通產省的積極干預有限，對違反企業的制裁相當有限;二是經濟不景氣下，鋼鐵企業存在囚徒困境，降價沖動難以避免;三是前期企業大幅投資擴產，這加重了降價的傾向。
　　60年代鋼企進一步新建高爐、擴大產能。從1960年的第三次產業合理化計劃開始，鋼鐵行業的投資計劃由通產省和企業相互協調決定。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鋼鐵產能出現新一輪擴張，這一方面是由于各個企業希望擴產提高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是由于企業高估了未來需求的增長。而政府方面并未嚴厲控制企業的擴張沖動，導致每年實際產能擴張都高于通產省的計劃，這為后來鋼鐵行業的過剩埋下了伏筆。
　　石油危機后“特安法”以及相關的產業轉型政策
　　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開始轉型。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對當時發達國家經濟造成了深遠影響，從此發達國家相繼進入滯漲的階段，全球鋼鐵需求進入拐點。作為能源極度依賴進口的日本，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既體現在增速上，也體現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上。1973年政府出臺《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國民生活臨時措施法》等確保能源供應和分配的措施。同時調整產業政策方向，一是促進高能耗行業從擴張向集約的轉型;二是大力發展加工業，擺脫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三是發展節能技術在內的高技術產業。
　　1978年“特安法”公布標志著鋼鐵工業被認定為蕭條行業。石油危機造成能源價格暴漲、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追趕，包括鋼鐵在內的傳統行業，迅速進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簡稱“特安法”�！疤匕卜ā币幎ㄆ綘t電爐煉鋼業、煉鋁業、合成纖維業\造船業等制造業為“結構性蕭條行業”，政府將協助行業處理過剩設備。
　　“特安法”和其他政策條款下，政府對過剩行業設備的處理方法包括：(1)設備注冊制度。對現有設備和生產品種摸底，限制非注冊設備和新增設備的生產;(2)制定準入標準。過剩行業新企業的組建，需要滿足一定產能門檻;(3)淘汰落后設備。新增設備必須首先淘汰一定舊設備;(4)實行政府補償。政府出資收購過剩設備，然后予以報廢;(5)鼓勵使用節能設備。由政策性銀行提供低息貸款，推廣節能設備的使用。此外，政府設立蕭條基金，對由于設備報廢而產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證。
　　同時政府積極干預受蕭條行業影響較大的群體和地區。針對產業調整中可能產生的失業和地方經濟衰退問題，政府還出臺了《特別蕭條地區產業離職者臨時措施法》、《特定蕭條地區離職者臨時措施法》、《特定產業結構改善臨時措施法》等政策。針對失業者的措施包括(1)對失業者進行再就業培訓;(2)雇傭特定產業、地區的失業者，政府對企業提供雇傭開發補助費;(3)延長失業保險金等。針對衰退地區的措施包括(1)支持過剩行業就地轉產;(2)提供轉型企業維持生產的低息緊急貸款;(3)對特定企業退還法人稅、所得稅、提供企業誘導補貼等。
　　成為蕭條行業的日本鋼鐵產量緩慢下降，鋼鐵行業價格條件好轉�！疤匕卜ā敝�下的日本鋼鐵行業，終于自高速擴張進入衰退期。不過在之后的時間里，日本鋼鐵產量基本維持穩定，也沒有出現大幅下行。到1983年，日本粗鋼產量降至9718萬噸，較1973年的高峰下降了19%，即產量年化降幅僅為1.9%。作為日本鋼價的替代變量，同期鋼鐵行業PPI累計上升了71%。不過，鋼鐵行業PPI上升不僅僅是去產能的影響，在之后的分析中，我們將指出PPI回升是由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者合力的結果。
　　在總產量穩定的背后，是先進產能逐步替代落后產能，日本鋼鐵的國際競爭力依舊在提升。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10座高爐中，日本占有7座。至1982年，日本粗鋼產量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僅次于蘇聯。
　　成為蕭條行業的日本鋼鐵行業發展
　　進入80年代后，鋼鐵行業作為蕭條行業，實際產量始終遠低于生產能力，在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不斷縮小。在政府引導和行業自身雙重力量趨勢下，80年代以來鋼鐵行業在總產量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出現關停設備、去化產能、鋼鐵行業就業人數下降、拓展海外市場、發展高端產品的現象。
　　然而日本鋼鐵產能去化依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且不乏波折。1978年“特安法”公布后，日本鋼鐵的產量和產能并未立即下降，實際的粗鋼產量拐點到1980年才出現，到1983年的低點，日本粗鋼產量累計下降19%;而鋼鐵行業產能拐點直到1983年才出現，從1983年到1991年的低點，日本鋼鐵產能累計下降14%。到80年代中后期，外部需求的興起再度提振了鋼鐵行業景氣，鋼鐵行業逐漸再度進入擴張。
　　從庫存數據看，1978年開始粗鋼產品的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去庫存階段，但其中也不乏像1980年庫存階段性回升的小周期。而鋼鐵行業總體庫存一直保持平穩。從產能利用率看，直到1983年產能拐點到來，產能利用率才見底，此后產能利用率在波動中總體上升。
　　鋼鐵企業的兼并是行業發展的一大看點。日本鋼鐵工業的發展伴隨著大大小小的兼并，最重要的兼并有三次：(1)1970年八幡制鐵與富士制鐵合并成新日鐵;(2)2002年日本鋼管與川崎制鐵合并成JFE鋼公司;(3)2011年新日鐵又和住友金屬合并成新日鐵住金公司，最終形成新日鐵住金和JFE兩大集團競爭的行業格局。
　　二、蕭條期產業政策對我們的啟示
　　日本在鋼鐵行業的調整階段，也是走過一些“彎路”的。日本鋼鐵行業的世界領先地位保持至今，其發展歷程值得我們研究。但梳理其產業政策，我們看到日本在鋼鐵行業的調整階段，也是走過一些“彎路”的。在50年代末，政府通過“公開銷售制”一度控制了鋼鐵行業的產量和價格，然而隨著市場不景氣加劇，這一制度被企業拋棄;在60年代，政府試圖控制鋼鐵企業的過度擴產、過度投資的努力也失敗了。
　　政府對企業話語權不強，調控流于形式，反而一定程度上刺激企業擴張沖動。這些政策失敗的原因，一是由于日本鋼鐵企業主要是私企，政府的干預力量有限，尤其到60年代后，政府對企業的話語權遠不及戰后復蘇期;二是由于政府也沒法預見到產業的拐點，因此調整政策力度也有限，對超計劃擴產的企業沒能實行懲罰;三是一些研究指出，由于政府無力督促企業減產，政府促成的行業會議和溝通，實際上減少了行業內企業競爭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減少反而會刺激企業的擴張沖動。
　　以“特安法”公布為分界點，鋼鐵產業政策變得更注重間接引導、而非直接干預行業發展。實際上“特安法”公布已經是第一次石油危機5年之后了，難說是有前瞻性的調整。然而“特安法”和相關政策特點，一是在于對去產能提出了許多激勵相容的措施，如政府補償落后設備的報廢等，二是在于對去產能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做了充分預案，出臺一系列政策以振興地方，幫扶個人。
　　在“特安法”的政策框架下，政府對鋼鐵行業去產能采取的不是“一刀切”的態度�！疤匕卜ā笨蚣芟�，政府通過“設備注冊”的制度來控制現有產能、通過“準入許可”的制度來控制新增產能、通過“新舊置換”的制度來處置落后產能。在產能去化的過程之中，尊重市場規律。因此去產能的過程，也是先進產能淘汰落后產能的過程，行業技術持續進步，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不過這也導致產能去化的速度較慢，周期較長。
　　1970年新日鐵的組建，客觀上起到維持行業價格、抑制過度投資的作用。新日鐵的組建，主因在于應對當時日本轉為對外開放，提升本土企業競爭力的需要。1964年日本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967年實行了資本自由化，標志著鋼鐵行業向外資開放。1966年通產省提出鋼鐵行業“設備大型化”發展方向和本土企業間的“過度競爭”不利于國際競爭。但實際上新日鐵在市場價格和聯合減產方面都起到了主導作用，1974-1977年的鋼鐵提價就是由新日鐵帶頭的。
　　此后政府主要通過促進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形成行業的“蕭條卡特爾”，來協助行業渡過難關。JFE和新日鐵住金的組建均是在鋼鐵行業景氣最低點進行的。JFE鋼公司的組建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鋼鐵內需外需均孱弱的背景下進行的;新日鐵住金公司則是在09年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下進行的。兩次并購后，都通過關停老舊設備、重新布局設備，實現了生產優化和效率提升。企業兼并、行業集中度提升不僅能夠抑制過度投資，在鋼鐵行情有所恢復的時候，也可以較好的抑制企業復產沖動。
　　三、從通脹角度看“特安法”之后的鋼鐵行業
　　通脹大幅上升，但鋼鐵“去產能”并非主因
　　1978年以來，日本PPI變化幅度十分劇烈。從1978年5月開始，PPI同比先降后升，并在1979年3月實現由負轉正后一路上揚，于1980年4月達到18.5%的頂峰。
　　PPI對CPI的傳導明顯，滯后約4-5個月，傳導率為0.299。從峰值看，PPI同比從1978年10月的-1.7%升至1980年5月的18.4%，上漲19個月，漲幅20.1%;CPI同比從1979年3月的2.7%升至1980年9月的8.7%，上漲18個月，漲幅6.0%。因此CPI與PPI的變化趨勢較為一致，相對于PPI同比均具有4-5個月的滯后期，且PPI對CPI的傳導率為0.299。
　　鋼鐵行業產量和產能變化對PPI上升有一定貢獻，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這段時間內，PPI與鋼鐵行業PPI分項變化趨勢較為一致，但鋼鐵行業去產能并非是PPI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在1979年—1980年期間，PPI同比年均增長5.5個百分點，明顯高于鋼鐵行業PPI同比年均增速(2.1個百分點)，表明PPI指數上漲并非主要由鋼鐵價格回升拉動，而是另有原因。實際上，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油價上升才是PPI指數迅速上揚的主要驅動因素。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的1973年—1974年期間，同樣出現了PPI同比迅速上升且波動程度大于鋼鐵行業PPI分項的現象，印證了我們的判斷。
　　70年代末出現的通脹實際上是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者合力的結果。在78年以來鋼鐵成為蕭條行業以來，PPI和CPI確實出現了明顯上升的趨勢。但從之前石油危機的歷史表現、以及鋼鐵行業PPI波動小于全行業PPI的現象中，我們認為鋼鐵行業價格上漲并非PPI指數大幅上揚的首要因素。貌似“去產能”引起的通脹，實際上有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方面的原因。
　　輸入型通脹是解釋鋼鐵行業波動的關鍵變量
　　從產能數據看，作為“特安法”規定的蕭條行業，鋼鐵行業1978-1983年間產能繼續慣性擴張，但擴張速度已經放緩。在這一階段中，鋼鐵行業景氣出現先強后弱的走勢。
　　結合鋼鐵行業數據與通脹數據，可以看到，78年后鋼鐵行業表現以及拐點，均與通脹走勢密切相關。從78年1月到80年5月，原油價格大幅上升，導致日本PPI持續走高。在這一階段，鋼鐵行業實際上是比較景氣的，具體表現為粗鋼產量上升、粗鋼庫存下降、產能利用率上升;而從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PPI從高點回落，鋼鐵行業才展現出蕭條的特征，具體表現為粗鋼產量下降、粗鋼庫存上升、產能利用率下降。
　　四、“特安法”之后的鋼鐵行業的股價表現
　　日本鋼鐵行業的產能去化較慢，在去產能政策推出初期到產能真正拐點之前，鋼鐵行業股價迎來三波上漲行情，且漲幅明顯優于大盤。1974年10月—1978年底，鋼鐵股表現是弱于大盤的。1978年12月開始，即“特安法”公布半年之后，鋼鐵股走勢發生明顯好轉，1978年12月—1981年8月，新日鐵住金和神戶制鋼兩家公司的股價有三次明顯上漲。在此期間，新日鐵住金股價漲幅為95.7%，神戶制鋼股價漲幅則高達122.9%;于此同時，日經225指數從5967點緩慢上升到7816點，漲幅僅為40%。
　　這一期間鋼鐵股走勢與PPI鋼鐵分項走勢較為一致，股價走勢則具有一定滯后。PPI同比和PPI鋼鐵分項同比大幅上漲分別開始于1979年3月和1980年4月，而新日鐵住金股價最大漲幅(即第三波上漲)則開始于1981年3月。
　　產能拐點前夕，鋼鐵股曾迅速下跌，隨后表現顯著弱于大盤。從1981年8月開始，鋼鐵股出現了持續的下跌。1981年8月-1982年9月，新日鐵住金和神戶制鋼股價跌幅分別為40%和36.2%，跌幅遠高于大盤。從1982年9月開始到1984年底去產能結束，鋼鐵股走勢基本保持平穩，新日鐵住金股價漲幅為14.8%，神戶制鋼則為15.4%。于此同時，日經225指數從7123點大幅上漲為11543點，漲幅高達62.1%。